阳光政务普照下的“昆明纸贵”亟需升华

   2月16日，《昆明日报》用4个整版公布了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联系电话，同时详细刊登了职务分工情况。这一专号在市民中引起强烈反响，报纸很快被一抢而空。许多政协委员认为这是政府阳光政务的具体体现；但也有人认为，可能会带来些负面影响，特别是骚扰电话，会给正常工作带来麻烦。（2月18日《中国青年报》）   昆明市民对党政领导班子的联系电话如此追捧，形成轰动的公共效应，可谓“昆明纸贵”。公众抢购新闻纸，并非基于新闻文本的激赏，乃是报纸作为政务载体的一种关注。在现代公共治理语境下，大众媒体既是联系党群干群关系的直接载体渠道，也是政务信息公开和实施监督的公共手段。报纸公布各级党政两道干部的联系电话，是由公共政策和公共信息公开化到直接监督党政领导干部的延伸升华。   正是由于报纸以强大的舆论导向作用给予普通公众直接监督领导干部的监督权，公众才真正感受到权利被尊重的感觉，才觉得“公仆们”是在真切地体察民生，虔诚地聆听民生。说到底，是政府自觉的阳光政务唤醒了公众的热情，激活了公众的公共意识。   窃以为，如此阳光政策具有推而广之的普适性。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意谓执政的根本是执政者自律自省，率先垂范，才能形成良政和谐的局面。现代政治则不单讲求管理者内在的道德自律，更讲求外在的法治他律和公共监督。公布党政官员的联系电话，就是自律和他律的嵌合体。这种举措一扫官员隔膜公众执政的封闭系统和衍生的黑箱操作风险，直接将官员的执政品质、法治素养、个人操守至于政务阳光的曝晒下，每一个公民皆可根据自己的感受对官员行为作出评价。甚至可以通过联系电话直接向官员本人进行诘问和质询，亦可拓宽公众对各级官员的评价渠道，如向上级官员反映某下级官员的批评或表扬信息。因此，官员联系电话的公开化，将形成官民和官员上下层级间的监督网络。   各级官员皆为人民公仆，因而是公众人物，所以应该不惮于接受民众直接监督。即使出现了所谓的骚扰电话，窃以为各级官员也应有足够的心胸雅量慨然接受---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既然西方国家的官员都能接受媒体或个人无时不在的公共拷问。我们的“公仆们”自然不能够叶公好龙，言行不一。   迫切的现实问题在于，这一善政是否能够收获善果。联想到形形色色的政府热线和各级领导人热线，起初也让公众充满信心，可惜久之要么占线要么不同，最终流于形式，让民众热望化作一腔无奈，不仅浪费了公共成本，也透支了政府公信力。公众担心，这番善举是否也会龙头蛇尾，最终消弭于形式主义的官僚作风之中。   更重要的是，从技术角度讲，如果各级领导换了电话号码又该如何？如果领导不接电话又该怎么办？这些看似细节问题，却隐藏着善政无法善终的诸多漏洞。如果没有机制性支持，公众到头来极有可能是空欢喜一场。   因此，阳光政务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单靠公布党政领导班子的联系电话还远远不够。通过法治途径，营造公众、媒体、人大、纪检、审计立体化的监督体系，才能真正实现阳光政务的常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