赔钱轻判？——莫非这是我们对媒体的“误读”？

   都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随着今年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大家起码算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少杀、慎杀，才是真正维护司法尊严的核心理念。   但是最近，发生在广东东莞的一宗刑事案件的判决结果，却引起了人们对另一个问题的思考——在执行死刑的“程序正义”之前，会不会率先引发“不正义”的判罚？   2005年11月1日，东莞发生了一起抢劫并致人死亡案。当三名案犯被警方逮捕、被公诉机关提起刑事诉讼的同时，被害人的家属，也依法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因为在劫案中被歹徒杀害，被害人一家的生活、陷入极为困顿的境地，女儿还面临失学。在得知这样的情况之后，法官多次组织案件的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被告人之一——王某的家属同意先赔偿原告5万元，据说王某本人的悔罪态度也很真诚，表示要“痛改前非”，而原告对这样的民事赔偿，结果也表示“满意”。据报道说，最后法庭“根据双方真实意见表达、并依据法律”，对被告人王某作出一定程度的“从轻处罚”：一审判处死缓。   媒体说到这儿，还特别附带着加了个“说明”：“像这样通过补偿被害人经济损失、从而获得刑事减刑的判例，在这个市的两级法院已经超过三十宗。”   您能想象，面对这样一个“赔钱就可以轻判”的新闻，会激起公众何等义愤——这不等于承认“拿钱可以买命，赔钱可以减刑”吗？这明显是对《刑法》条文的扩大解释，超出了可以自由裁量的范围，违背了“罪刑法定”及“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如果照这样的思路，有钱人犯罪杀人，所承担的刑事责任，肯定比没钱的人要轻！这口子一开，你怎么能保证法院不会根据“潜规则”私下处理呢？你怎么解释，由此可能造成的“法律不公正”和执法人员的渎职呢？想当年，大贪官和珅不就设立过“议罪银制度”吗？你犯罪了，只要不是谋反大逆，就可以靠交钱来赎罪。和珅认为，这一招可是他对大清帝国的巨大贡献啊！我拿钱充实了国库啊！当然，这家伙没敢承认，他自己也没从中少捞“好处”的事实。   我不知道，对于此案中除了“双方就赔钱可以免死罪”协商一致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法定酌定的“从轻”情节？在本案中，王某究竟是主犯,还是协从？杀人到底是故意，还是过失？反正新闻报道中全都语焉不详。但这里面，存在两个明显的错误，一，这首先是公诉案件，是“刑事案件附带民事赔偿”，双方当事人只能就民事赔偿达成协议，怎么能把公诉人扔在一边不管呢？二，法律原则是：“刑事不判，民事不赔”，怎么可能根据民事赔偿，就决定刑事处罚程度呢？如果真是如此，不是法院无知，就是记者“瞎写”!   当然，对这个判罚的支持者，也搬出了另一段历史，来加以作证“用钱换命，古已有之”：司马迁以“文辞蛊惑，诬罔主上”而被定为死罪，按照汉朝的刑法，获死罪的犯人有两种方法可以免死：一是缴纳五十万钱，二是接受宫刑。司马迁兜里没钱，于是选择了后者，但好歹算活下来了，这也才有了后来伟大的《史记》。   但是，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封建法律所规定的“议赎制度”——也就是用官职或金钱抵命，可并非人人能用！那是官僚和贵族的护身符，司马迁是谁？他是“太史令”啊！这其实，正是封建社会法律制度严重不平等的例证，与我国《宪法》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制度完全背道而驰。拿这个来说事，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   诚然，在现行司法实践中，也的确有将“经济损失赔偿”作为法定“从轻减轻”的情节，比如受贿、贪污等职务犯罪、或盗窃等财产犯罪，但它的范围，仅仅控制在财产类犯罪量刑之列。   我记得去年3月，北方某个市的区法院，也推出一个《关于刑事自诉及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和解工作的规定》，也指出：“依法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的被告人，如果其积极主动赔偿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可以依法适用缓刑或者管制、单处罚金。情节轻微的，还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如果涉及到人身伤害，特别是剥夺生命的，诸如“故意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刑事犯罪，谁都清楚，这样的规定不适用！因为人的生命是无价的！是绝对不能拿钱来衡量的！   据说，该案件还引起某些法学界专家的关注，有人还煞有介事地说，这是“符合潮流的做法”，符合最高法院“少杀、慎杀”的精神！……我尊重专家，但我更注重公正与公平！我不好杀，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毕竟还没有废除死刑！从轻判罚，总要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乱发“慈悲”！   我宁肯相信，这是由于媒体法律知识匮乏的差错，导致了我们对当地法院判决的一种误读，否则，这简直是中国司法界巨大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