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评论员是怎么炼成的

原文地址：作者：【按】这是应上海《理财一周》之“上海杂志”之邀而写，一个关于“那些发出声音的人”的专题。见报有所删省（因为俺字数重大超标），主要删了第一节，有点遗憾，不过可以懂得，呵呵。文章又臭又长，请多包涵。全部专题地址在这，有马少华、张鸣、刘洪波、莫之许等时评先辈的文章，特殊推举莫之许对网络和传媒评论的剖析，这是当下传媒评论的一大瓶颈：/content.jsp?category=0010E&id=3904评论员是怎样炼成的——我的职业自述文/魏英杰编辑约写这篇文章，让我想起了许多人跟事。这些记忆碎片沉没脑海，不时冒出来，以证实过去它确切存在。1我是一名时事评论员。这是我对自己的定位。至少目前为止，我还不是一个作家，也不是一名学者。而在成为评论员之前，如有些友人所知，我的职业生涯包含营销职员、商业公司和酒吧老板、村干部，以及不止一家报社的记者。如果既不想抬高自己，也不想贬斥本人，那么评论员这个头衔，恰可正确地概括我当下的人生状态，以及大部分的写作运动。虽然我对此感到满足，但是成为一名评论员，其实并不是我一开始所寻求的。甚至一脚踏入评论界时，我对何谓评论写作依然茫然无知。那时，我和很多人一样，对评论员这三个字觉得既神秘又神圣。却不知道，一个职业之所以神圣，首先得有尊严，而依照这个尺度，恐怕这只能从1949年前的那些人和事中找到痕迹。老实不客气地讲，当下评论界一点都比不上胡适、张季鸾、储安同等人所在时期的景象，大多评论文章也无法企及上世纪四十年代《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社论的水准。前些日子买了一套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影印本。大体翻了一下，上面的文章无论论题之广、破意之深还是舆论之勇敢，都让人看了大汗淋漓。再读1946年3月30日《新华日报》社论《一党专制，遍地是灾》，还不得不否认，迄今为止这还是对当年公民党统治的最有力概括。评论的最高境界是直接影响历史过程。在这一点上，恐怕再没有比张季鸾先生于西安事变期间所撰的系列评论更拥有代表性。1936年12月18日见诸《至公报》的第三篇社论《给西安军界的公然信》，可谓张季鸾先生政论生涯的巅峰之作，数十载来无人可能企及这一境界。这篇社论当时曾被加印数千份，用飞机运抵西安进行空投。西安事变可以和平解决及后来所采取的解决方法，受了这篇社论不可低估的影响。在煌煌言论史面前，本日的评论人焉能不感到惴惴不安。“历史的先声”口血未干，任何人想要谈点对于评论的回想，又岂能不压低嗓门，恐怕故纸堆里传来哼哼冷笑声。当然，一个人不能抉择生涯的年代，也无奈躲过今天。所以，还是老诚实实活在当下，面对这个时代的命题。这是撰写本文的一个理由。2我的评论员生涯应分作两部分，前一局部是当了近三年的评论编辑，后一部分则是干到今天的时事评论写作。2003年五六月间，我刚从福州一家报纸跳槽到省内最大的市民生活报——《海峡都市报》。彼时，屁股还没坐热，非典仍在肆虐。有一天，我突然收到朱大可先生一封短札（电子邮件），讯问愿不乐意到上海工作，并说他可居中先容。我和朱大可似曾相识，此前只是因为一个文明专题采访过他，而他的答复也仅有一句话，表现对这件事情无话可说。却没想到，专题见报后，他看了感到比拟客观公平（这是他后来告知我的），因此《东方早报》创刊前，有人请他帮忙物色“人才”，他就想到了我。迟疑半天，并和负责准备《东方早报》评论部的叶君女士（后来成为有名财经评论家叶檀）打过几通电话，终于决议先跑一趟上海，看看再说。也不记得详细哪天，我走进位于延安路、陕西南路的新民晚报大楼，在一间狭小的办公室里见到了叶君。当时大家正在忙着编辑内部试刊号。聊了几句，我便坐在一边充任看客。过一会儿，版面上凑巧缺一篇综述文章，她叫我过去，问能否操刀一试。因为之前给其他报纸写过不少这类文章，心想这个我在行啊，于是绝不客气地坐下来摆弄。大概半个多小时吧，文章收拾好了。叶君大抵看了一下，说声可以的，再没多说什么。事后才晓得，本来那就是对我的笔试。说来也巧，还不懂评论为何物的我，竟然因而顺利过关。七月初，我将福州的书籍、行李打包托运，正式到这家报纸上班了。在其后近三年时间里，我一直在评论部工作，直到2006年初分开上海。3到现在我还很悼念在《东方早报》的编辑生涯。离开后的很长一段时光里，每当提到这家报社，我还不自发地应用“我们报社”来称说。今天想来，这不仅因为那段日子过得很空虚，还因为在这里我扎扎实实地学到了怎么当一名编辑，并为评论写作打下良好基本。简单讲，我之所以懂点时事评论写作，并且凭这本领混口饭吃，全拜这段阅历所赐。当然，这所有说来也没什么秘诀。无论编辑训练，仍是写作练习，都全靠一个字一个字，一篇文章一篇文章这么练出来的。一开端，我负责文章初选、初编和约稿，有段时间也要跑做版等流程，后来基础上专门负责作者联系、约稿和编辑工作。那时候，我天天至少要看二三百篇评论来稿，从中初步选出三五篇不等，而后依据当日稿件部署，对自由来稿和约稿进行初编或精编。至今我还认为，刚入行的评论编辑必定要保持把所有来稿都细心看过。这就像站马步一样，是当好一个评论编纂的根本功。也因为这样，过一段时间后我便能够很快地掌握和断定一篇文章的好坏，以及是否录用。其中窍门说来简单，就是翻开文章先看这篇评论有没有“点”（也就是看作者的观点是什么），再看作者的论证进程，这样也就差不离了。对选用稿子进行精编，则可体现一个编辑的实在程度。这里头的学识十分多，凡是做过的人都能领会一二。例如，文章字数超过版面篇幅，怎么删稿子？有些编辑图费事，会把最后一段或文章中的例子直接拿掉。但这样的话，很可能造成作者的总结性陈述莫名其妙失落，或者文章的“骨头”还在，可体现文章风格的“血肉”（比方那些例子）却被刨光了。这对文章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影响作者评估和踊跃性。我通常采用逐字逐句删字数的措施，这诚然消耗工夫，但能使文章逻辑和架构大体坚持完全，不至于伤筋动骨。如何编稿子，也和编辑与作者怎么打交道有莫大关联。骄易稿子的编辑，想来也不会当真看待作者。我当编辑的时候，给自己立了个规则：编辑就是为作者服务的，永远不要认为自己高于作者。这一原则波及编辑的工作理念，重要关于如何处置好编辑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准则看似简略，然而编辑与作者之间产生抵触，往往就是由于违反上述理念所致。不妨举个例子。旅美学者（当时是博士候选人）薛涌兄写作勤恳，思路宽阔，很受国内读者欢送。不外他性格也比较“怪”，对自己的文章看得很重。后来他与南方几家报纸发生矛盾，这是其中一个主要起因。编他的稿子不能不加倍警惕，否则他可能看到见报稿后即时来封电邮抗议。不巧的是，偏偏他爱好写一千三四百字的文章，新闻由头又常常一笔略过。这意味着，把他的文章改成短评（当时短评版面字数约1100字），不仅要着手删掉一两百字，还得给文章加上消息由头。一减一加，令人费尽思量。所幸多少经请教交流，他较为认可我的做法，发生埋怨的情况也越来越少。后来我不做编辑，还常常接到他的越洋电话，向我发发其余报社编辑的怨言。实在我哪里有什么秘诀，不过是披肝沥胆为作者及其作品斟酌罢了。4也是从编辑工作中，我逐渐学会了如何写评论文章。这里所说，涵括写作的技巧以及相干知识的积聚。因为没有正儿八经上过大学，我的知识构造未免存在先天缺点，因此无论后来怎么补课，终是“缺胳膊少腿”。幸好在早报三年，遇到无数良师益友，这恍如让我从新走进大学，又得以跨学科深造。某种水平上，我的共事以及所有作者都是我的老师，多少给我带来了新颖的知识营养。这里我不可能逐一列举，况且也很难梳理明白到底从谁那里学到了什么，只能是想哪说哪。还必须强调，视作者为老师只是我两厢情愿，人家未必瞧得上我，也不知道我在“偷师学艺”。借用大多论著中常说的一句话：我会写评论应该归功于他们，但写得很烂义务全在自己。在早报评论部共事过的人，个个堪称百里挑一。除上面提到的叶君即叶檀女士，其别人后来在上海要么单独挑起评论版的大梁，要么也是著名时事评论员。由于不是写回忆文章（也不是时候），唐突提及他们仿佛有某种嫌疑，只能等当前有机遇再作介绍。但有两个人不可不提，一个是早报首席评论员袁幼鸣，另一个是曾经主管评论部工作的陈季冰。老袁手把手教了我良多人生情理及评论写作技能；季冰兄则是一位好引导和探讨问题的好对象，在他手下干活，我感触了到从未有过的宽松和自在氛围。这个时代的评论界存在若干痼疾，但可以说，我所接触的是一批来自全国的评论精英人士。他们有专家学者，也有媒体精英，还有自由撰稿人或兼职评论家。他们的思维及写作作风，让人印象深入。甚至于有次我每人一句点评，能够一口吻道出十来个着名评论作者的特色。回首想来，这还真是件有趣的事件。在这些作者中，朱大可老师写的起码，但由于和他时常密切接触，让我有“执弟子礼”的想望。我在上海，大部门时间租住在朱大可家邻近的小区。有段时间，每逢周末他、张闳夫妇便和我一起走到南方商城的星巴克，听他和张闳从萨特、罗兰·巴特一路讲到苏珊·桑塔格，不时论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坛逸事，间或聊起他们的人生经历。这段日子让我感怀不已，至今深憾时间不能倒转。此刻还想到：贺卫方老师的文章言辞剀切，直陈关键而不失冲和，俨然正人风范；葛剑雄老师的文章八面玲珑、逻辑严密，对社会民生问题非常关心，不愧是位严正认真、存在人文情怀的学者；易宪容老师快人快语快手，不仅是个令人高兴的配合者，他对经济局面的察看也让我学到许多知识；马少华先生的文章费尽考虑，无一赘字，让我既惊奇又感叹；薛涌兄的域外视线，对身处海内的人大略只能“望洋兴叹”，而他行文简练爽利，阐述深刻浅出的文风，向来让我艳羡不已；王琳兄的法律评论讲求理据，层层发掘，于平凡话题中常读到深意；熊培云兄对胡适和卡尔·波普尔的深刻理解及实际性应用，配合他那不留余地的风趣笔触，使他的文章立意高远、文采斐然，让人读之再三，不忍释手。显然，这份名单还可以始终开列下去，但这并非本文用意。我只是想借此阐明，近三年的编辑生涯对我的影响有多大。那时候我一边编稿子，一边从中吸取知识，又按图索骥买书来读，不断有所感悟和播种。现在来看，这远不止让我学到常识，以及学会评论写作那么简单，这段经历还对我的人生发生了重大影响。到今天，我还在靠这个老底子吃饭，不意外的话，恐怕还将这么一直过下去。5值得一提，这些老师和作者我大多未曾谋面，跟着我离开上海，大家也便相忘于江湖了。到了杭州后，我从此成为一名全职的时事评论员。这段生活本无可说之处，因为这对我来讲，无非是编辑工作的一种连续，或者说从属产物。在此之前，出于自我限度（担忧被人非议搞稿件交换），我写的评论文章未几。不过到杭州后，我倒是很快地适应评论员的角色，并把这看作自己的毕生职业。评论是一个能够活到老、写到老的职业。然而我越来越察觉，自己好像正陷入一个“为写而写、写了也白写”的怪圈。我还以为，这兴许不是我一个人所遭受的职业瓶颈。何谓“为写而写”？这就像患了逼迫症一样，不论是自动找选题还是接收约稿，看似每天都在“奋笔疾书”，事实上评论写作所必需的感怀时势的豪情正在逐步消退。在重大话题眼前，不仅丧失了敏感度，也损失了感同身受的情感。这对时评写作者来说，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这象征着，自己可能已经不知道“为何而写”，即使知道也已麻痹不仁，无论发生多大的事件都触动不了心坎深处。假使如斯，这样的时评作者只不过是个“为人民币而战”，而不是“为国民而战”的写手。在我看来，充斥社会情怀，正是一个时事评论员不可或缺的品德。何谓“写了也白写”？责任倒不全在于时评作者，而是由这个世界的荒谬性一面所决定的。时事评论除了分析本相、传布知识、重申常识，它在实质上也是一种行动的气力，肩负着推进社会提高之幻想与职责。不无遗憾，多年来该说的常识和道理早被重复陈说，被揭穿的事实与真相却一再以某种相似的内在逻辑重现。各种社会问题和弊端犹如一碗“坚挺的稀粥”，近年来时评作品总体上也是在不断地反复自己。这一现状不能不让人焦急万分，从而产生“写了也白写”的颓丧心态。这意味着，评论员职业所能带来的自我满意感与成绩感正在消散。或者不妨这么说，时评作为一种言说的力量，正逐渐为实际行动的力量所代替。启蒙的黄金时代已经从前，当初已经进入“举动为王”的年代。年夏天，我这样概括自己的人生状况以及评论编辑这个职业：“我暗藏于日常，望着这个社会的变迁，如同在河岸边，看大江东流，看舟行水上。有些人是拱卒的那颗卒子，自己则是凝视着他们的人。对这个社会，我的失望深于对性命的胆怯。我穿透那些卒子前行的路，看到的仍然是黝黑的夜。我是生成的达观论者，固然我时而也身在他们其中，虽然我在某种意义上是助他们渡河的船工。”2006年后，我从一个帮人渡河的“船工”，变身为借助话语的力气，一直拱卒的“那颗卒子”。虽然今日心情与彼时大体类似，但我更乐意这么说：我是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这话的意思是，咱们这些习惯于发出声音的人，假如不投身实际行动，就该规定言说与行为的边界，充当社会感性的“守灵人”。在这意思上，时评这一体裁才具备存在的理由，时事评论员这个职业也才值得坚守。有时候，坚守已经算是一种胜利。这是我对自己的祝愿与期许。2010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