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挂职制度何去何从？

4月26日，有两则关于挂职干部的新闻，一是针对有网友爆湖南石门县有11位副县长，常德市委称增配的6人系挂职等因素造成的，未违反原则（见新华网）；二是陕西神木县取消了67名干部2009年度挂职资格，其中41名干部挂职后赋闲在家领空饷（见《新京报》）。 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必然，两则新闻都与挂职制度有关。一者是造成副职过多，人浮于事（11位副县长都未违反原则，如果不是狡辩，恐怕就是“原则”有问题了），一者是造成吃空饷，浪费公款，浪费人才。这些都是时下普遍存在、公众最为反感的现象，我们是否应该审视一下“挂职”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人事制度呢？ 挂职的最初形态，一直追溯到中共延安时期，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当时曾下派各种工作队，并掀起绵延不绝的“下乡”运动，取得良好效果。此后，“挂职”现象时有出现，至2000年，中组部明确定位为“干部挂职锻炼制度”。让年轻的后备干部在基层摸爬滚打，煅炼成长，将来挑大梁，应该说初衷没有问题，体现了干部培养、选拔的群众路线，只是操作起来，由于缺乏明确指引与规范路径，而逐渐走形变样，彰显制度之弊。 挂职通常担任副职，期限为1年。“空降”到地方，区区一年的时间，恐怕连熟悉当地情况都来不及，况且是有职无权的副职，即排除受地方官僚排挤的因素（事实上被动接收的地方并不真心欢迎这些“空降兵”），挂职干部又有到多少“煅炼”的机会呢？因此，可以说，挂职煅炼的收益并不明显，但其成本却不菲: 挂职派出单位负担挂职人员的工资奖金以及一定量的挂职补贴，如果挂职干部像“黔之驴”，“至则无所用”，则就会出现神木县的“吃空饷”现象，浪费纳税人钱财；被动接收单位，要安排职位，原本已经超员的官职因此雪上加霜，更受公众诟病，像石门县就一下子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上。此外，由于规范缺失，对挂职人员的管理和考核出现“真空”，进一步削弱了制度的优越性。比如，挂职与提拔使用的关系，目前各种挂职规则中都未详细加以说明，后者只是笼统地规定“挂职表现优秀的，优先提拔使用”。 作为我国民主政治发展中的一种过渡性措施，挂职锻炼制度存在着先天不足，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便是一端，因此有必要加以重新审视。如果暂时还没有更好的办法取而代之，那必须把干部挂职煅炼提升到法律的层面，用法理厘清挂职中的各种关系，并在党的组织部门精心安排下，谨慎使用之，以免制度的隙穴慢慢扩大，从量到质，变是为非。 新京报链接：新华网链接：/09/0426/11/57QR5AVJ0001124J.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