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专访 / 叶匡政：我骨子里是一个诗人

 《中国报道》专访叶匡政：我骨子里是一个诗人 （载《中国报道》2007年5月，记者/吴晓丽）     像许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诞生的年青人一样，那时叶匡政也对诗歌发生了狂热的兴致，而不同的是，他把诗歌当成了他长久的关注并且保持了下来。1999年出版了诗集《城市书》，讲述那些城市角角落落里的轻微和柔情，一如他那悲悯的诗人道情。然而当今的诗歌现状却让他觉得了忧愁。后来他做了一名独立出版人，以另一种方式反哺他所钟爱的诗歌。    《中国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怀让您对诗歌产生了兴趣？    叶匡政：人都有不朽的愿望，而诗歌是最早的文字载体。比如《诗经》，就让两千多年前的思想与话语流传下来了。所以从某种意思上说，诗歌是一种可以使人不朽的文化款式。在那个年代，我们认为诗歌能让我们的思维让更多的人认知，它仿佛成了一局部年轻人的宗教。新时期后，以诗歌为代表的真真话语最先在公众生活中复苏，可以说，诗歌寄托了我们那一代人的幻想。    《中国报道》：不过最近诗坛有很多现象被公众批评，而进入公众视野的也往往是那些极少审美价值的诗，那些真正的诗歌反而被公众遗忘，您对这些现象怎么看？    叶匡政：诗歌是书面语时代的经典文学样式。纸质媒体时代，它依然有着一定的文化传承功能。但跟着电子媒介时期的降临，片子电视、网络游戏等成了公众生活中的主流文化，诗歌的社会功效在弱化，它确切在逐渐淡出公众的视野。诗歌现在已成为很专业化的领域，它不再直接地对大众的话语形成影响。诗歌的社会功能也发生了变化，它由直接地影响民众话语，而演化为进步全部社会的语言表白力。它始终在做的工作，就是尽力拉近社会的语言表达力与人们的新感触之间的间隔。它首先影响的是从事语言工作的人，如作家、中文传授甚至消息工作者，再由他们把这种对语言的变更的感到融入到其余语言情势中，由此使公众语言产生变化。   唐宋时代的经典诗歌在当时很多也并不为人所知，反而是大量的打油诗，因为能朗朗上口而普遍流传。你说的那些极少审美介值的诗不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打油诗”，他们并不能代表诗歌的程度和诗歌实在的现状。     今年是中国新诗生日90周年，包含叶匡政在内的14名诗人签署了《天问诗歌公约》，公约要求每个诗人都应该维护诗歌的尊严，反对诗歌无控制的娱乐化，对此诗坛和公众都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公约”是一些苏醒的、有知己的诗人对当今诗坛现状的及时反思，也有人认为写诗是个人行动，不应当用“公约”来束缚。对于这些，叶匡政有着最温和的心态。   《中国报道》：在诗坛这种参差不齐，声音嘈杂的情境下，签订这份“公约”一定碰到了一些困难，而你们签署“公约”的初衷是什么？    叶匡政：14个诗人，有朦胧诗时代的诗人，有第三代诗人，有旁边代诗人，每个人对诗歌的理解都不一样，写作作风也完全不一样，因此通过一个民主的方法达成协定是很艰苦的，这象征着每个人都要妥协。但是咱们都有一个独特的欲望，我们盼望保护诗歌的尊严，使真正的好诗能被公众认知。    《中国报道》：“公约”出炉后，引起诗坛新一轮的辩争，甚至成了一些人炒作的工具，许多言论甚嚣尘上，这跟“公约”的初衷显然是相违悖的，您感到“公约”实现了它最初的目的吗？      叶匡政：当时我们的主意很简略，就是愿望签署了“公约”的诗人可能遵照“公约”所请求的。这个“公约”只是自律性质的，并没有任何的强迫性，对不同理念的诗人不可能委曲。至于目前的言论，我想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创作观所引起的。很多人认为这是炒作，实在可以说大多数诗人对名声意识得很明白，名声应该有两层含意，第一是让别人晓得你，第二是让别人尊敬你。当初很多优良的诗人不是爱好参与公共话语，而是冀望阔别公共话语，离得越远越好，我对这种立场也是不赞美的。另一部门所谓的诗人，我把他们称之为“诗坛上的邪恶轴心和可怕主义”，他们确实会通过骂人的方式被公众留神到，但同样会以更快的速度淡出公众视线。今天的很多所谓诗人已经损失了客观地探讨问题的耐烦与常识贮备。有一些很优秀的诗人，他们躲在公家的视野之外写作，他们才是中国诗歌的真正脊梁。这两个月，上海、浙江等一些处所的很多诗人参加了“公约”，我认为“公约”的影响固然目前还重要在诗歌界内，但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的意义与价值会在将来得到彰显。     2006年是文坛的多事之秋，叶匡政一篇极其偏激的博客文章宣布“文学死了”引起了网络大辩论，他收到的大多是批驳和漫骂，一如每个进入公众视野的博客所收到的一样。而在此次的采访中，叶匡政却全无文章中的激进，显得相称地平和而淡雅，却又不失动摇。   《中国报道》：可以说您发表了许多惊世骇俗的舆论，像“文学死了”、“孔子哭了”、“当代文学的十四种死状”，然而说瞎话我们并不赞成您的很多言论，我们认为文学是一种人学，有人的地方文学就会存在。您对目前文学的现状怎么理解？     叶匡政：我说的“文学逝世了”，有两种含义。一个在未几的未来，纯文学市场将会逐步消散。真正的纯文学作家，目前中国可能只有二三十位的付出和回报可以成正比，也就是可以靠写作为生，而更多的作家往往都会有第二职业。这在很大水平上侵害了纯文学的创作。而另一个现象呢，现在已经是一个电子媒介时代，很多人记载自己的心态和阅历都不再是用文字，而是用数码相机、DV等，可以说，当前将是一个以图像为主流文明的时代，而文字将沦为图像的工具。兴许我们的下一代还会读一些书，但是下下代呢？   另一个含义，这个时代已经呈现大批的文字文本是文学无奈归类的，比方易中天的作品，既不能说是小说，也不能说是历史。再好比我们今天的短信，我信任也有大量的优秀文本出生，它们在目前的文学世界中确定找不到本人的地位。作家要进入文坛，首先就要受到文体限度，这对作家的话语抒发其实是一种伤害。如今的文学界对作家身份意识的关注，也往往超过了对文本自身的关注。如果文学真的死了，那么每个写作的人都可以回到一个同等的起跑线上，也许那一天，我们的文学会成长得更为蓬勃。    叶匡政除了诗人的身份，仍是一个独立出版人。像许多诗人书商一样，叶匡政致力于经典文化艺术的流传，使人文精力可以在大众中传布开来。对于诗人跟书商的双重身份，叶匡政很坦然地说，“我首先是一个诗人”。    《中国报道》：诗人，或者说一个文化者，涉足商界，你认为会有什么利弊？     叶匡政：诗人，甚至大多数文学写作者都在从事第二职业，这是一个很广泛的景象。只有极少的作家能够靠写作吃饭，而诗人简直没有一个靠写诗来吃饭的。比如诗的稿酬，上世纪80年代就是1块钱一行，而现在也不过2块钱一行。假如一个文化者涉足商界，他会接触到他以前所未曾接触过的很多社会现象，这对一个有抱负的写作者是有赞助的，可以使他有更丰盛的生涯经历。另外，他懂得的良多社会与市场信息，可以给他的写作供给一些指引。不过对那些价值观与世界观不那么稳固的作家来说，也可能会使作品市场化和俗气化，甚至完整被市场把持，而失去自己独立的文学尺度。所以我认为，既然一个写作者从事第二职业是难以躲过的，那么就尽量不要涉足太深，要坚持自己思想与行为的独立性。其次可以抉择一些和文化相干的工作，比如传伐柯人、大学教学、文学出版者等，这样会在文学与职业中寻找到一种均衡。    《中国报道》：您既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出版人，那么您认为这两种身份有不构成一种抵触？    叶匡政：我以前做广告的时候会感到很难过，由于贸易气味太浓重，而现在我自己编书，天天都会接触各类样式的文字作品，感到开心多了。我也因而阅读了大量国学、史学的书籍，我以为对我的写作是很有辅助的，让我对诗歌的懂得也更深入。我骨子里是一个诗人，我现在并没有把我的工作当作我的事业，而是一个职业。我真正的事业是写诗歌。如果说有哪个范畴获得的成能让我狂喜的话，那必定是诗歌。    我出书并不是根据市场准则，而是我认为的传播价值。我认为有市场价值的书，也一定会领有它的市场。现在我做的纸生态书系，包括独破文学典藏、独立史料典藏、独立学术典藏系列，读者定位为这个时代的看法首领、精英知识分子和媒体工作者，这是一些可以谈话的读者，他们能将书中的思惟传播出去，在大众中造成二次传播，通过他们的浏览和思想的转变来影响公众生活。所以这些书肯定没有面对市场大众的书那样的销售量，但我看中的是它内在的价值。